摘要目的当前中国已经进入疫情后期，疫情常态化，处于已经研制出疫苗但疫情仍存在的阶段。虽然已经有研究表明经历严重传染病的流行后会增加心理健康问题的患病率，但COVID-19流行后期与中国大学生焦虑和抑郁症状风险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本实验为探究在COVID-19流行后期与中国大学生焦虑和抑郁症状风险之间的关系及干预需求。方法通过问卷星对中国名大学生进行大规模横断面调查。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S-D量表)分别对焦虑和抑郁症状进行调查。采用多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COVID-19疫情与焦虑、抑郁症状风险之间的相关性。结果疫情后期，中国大学生焦虑和抑郁症状的总体患病率分别是1.7%和7.9%。有确诊和疑似病例为家庭成员或亲戚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更高。自我报告显示的健康状况与焦虑和抑郁症状的风险密切相关。结论大学生缺乏面对突然事件的心理承受能力，他们更容易有焦虑和抑郁的情况，需要学生家庭、校方和社会及时地发现问题并采取疏导措施。
中图分类号G.5
引言
年12月，湖北武汉出现不明原因的呼吸系统疾病。后来被证实是由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所引起的疾病[1]，命名为冠状病毒病(coronavirusdisease,COVID-19)[2]经历长达数月的抗疫工作，中国率先有效地控制住了疫情[3]新冠病毒的大规模流行除了严重威胁到易感人群的身体健康外，还可能加剧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如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甚至造成严重的心理危机[4]。先前对香港市民进行的电话调查显示[5]，在年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爆发后[6]，市民的悲观情绪有所上升[7]。此外，还有研究表明，在埃博拉病毒疾病爆发后，心理健康和心理社会问题的人数显著增加[8]。
为了防止疾病的大规模传播，中国推迟了所有学校的开学时间。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被要求呆在家里，这意味着独处的时间变长，可能会增加出现抑郁症状的几率[9]。突发的疫情扰乱了大学生原本的生活和工作计划，网课学习效果不尽如人意[10]、毕业论文和实验进度受阻、期待的毕业计划被打乱等都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大多数大学生的压力和焦虑程度。除此之外，社会性恐慌[11]和焦虑带来的“传染性”也是一个现实因素，部分学生产生“恐鄂”的心理，疫情严重地区和境外回国学生担心受到歧视[12]和区别对待等。本研究利用横断面调查数据，探讨疫情后期中国大学生焦虑和抑郁症状的流行情况，并探讨后疫情时期焦虑和抑郁症状的心理干预。
1对象与方法
本次研究采用中等规模横断面调查。调查时间从年12月开始，到年2月为止，这段时间是中国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爆发的后期。为了精准了解当代中国大学生在疫情背景下的自我保护意识、防护病毒措施、不同出行方式的选择和心理健康情况等方面的需要，以及心理干预服务的需求，从而为学校制定疫情防控政策提供完整准确的数据，我们开展了本次调查。此次调查选取了浙江的一所医科大学作为背景，这所大学的所有全科医学生都被纳入了调查范围。为了配合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在确保不影响学生的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开展本次调查，所以数据收集采用线上问卷而非面对面交流的形式。线上问卷是由这所大学8名辅导员发给学生，来招募我们的调查志愿者。最终，有名学生志愿完成了线上问卷。据调查显示，此次调查有效率为96.35%。在排除18岁以下的参与者（n=2）和无效问卷（n=23）后，共名学生数据被纳入最终分析。
抑郁、焦虑症状评定广泛采用卡方检验和回归分析评定。卡方检验表由10个关于抑郁症状的自我报告项目组成。其中一些项目是1-4级的消极选项(总是，经常，较少时间和偶尔)，其他一些项目是4-1级的积极选项。采用卡方检验的方法来对抑郁症状进行定义，总分的范围为0-分。卡方检验评分≥70分定义抑郁症状。相应地，回归分析表由10个关于焦虑症状的自检报告项目组成，这些项目是从以往经过验证的焦虑量表的项目池中选择出来的。其中，有6个项目采用了积极的措辞，以打破焦虑症状的常规反应并重新评估积极的情感。依据症状的出现频率，对每个反应从1到10进行评分。分数的范围为0-，分数越低表明焦虑几率越小。回归分析表评分≥70分定义焦虑症状。
1.1研究对象
选取浙江省某高校全日制全科医学专业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包括专科生、本科生及研究生，于年1月25-28日进行网络问卷收集。本次调查共收回样本份，剔除无效问卷25份，回收有效问卷份，有效回收率为96.35%。
1.2研究工具
1.2.1一般资料调查表
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级、居住地、出生地、民族、自查健康状况、亲属确诊状况、两周内有无湖北省旅居史。
1.2.2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AnxietyScale，SAS)[13]
是由Zung于年编制，该量表共有20个问题，每题均采用4级评分法，分别对应1-4分，其中第5、9、13、17、19题为反向计分题，所有题目得分之和再乘以1.25取整即为焦虑标准得分。当标准分50分时判断为无焦虑，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70分及以上为重度焦虑，分数越高表明焦虑情绪越严重。
1.2.3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S-D)
CES-D是评定个体抑郁状态的问卷，其主要判定过去一周内抑郁症状或感觉出现的频率[14]。CES-D共包含20个条目，每个条目分为0-3级评分，其中4个条目为反向记分，条目得分相加为量表总分(12-48分)。根据量表总分可对抑郁状态的严重程度进行评估，一般认为≥20分为抑郁症状筛查的划界分，≥28分为抑郁症筛查的划界分。
1.3数据分析
本实验通过向中国大学生（共人）投放在线问卷获得统计分析数据。通过SPSS版本22.0进行统计学分析，其中分类变量用数字和百分比描述，用卡方检验来检验暴露因素（包括研究对象自身特征因素以及新冠肺炎流行度因素）是否影响大学生的焦虑、抑郁症状患病率。最后，本研究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以焦虑、抑郁患病率为因变量，以描述研究对象自身变异特征的诸多因素为因变量，检验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联程度，从而来探讨发现与大学生疫情期间抑郁、焦虑患病率有关的因素。本研究以P0.05来界定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大学生焦虑和抑郁症状的人口分析学
运用在线上的模式收集大学生问卷，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显示：COVID-19疫情期间大学生焦虑抑郁症状的总体患病率为1.7%和7.9%，焦虑和抑郁症状在16-23岁居住在农村的身体非常健康的汉族女性多见。
2.2大学生焦虑得分单因素分析
经t检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性别（t=-3.，P＜0.01）、不同的健康状况（t=5.，P＜0.01）的学生焦虑得分具有显著性差异。最近两周是否居住、旅游途径湖北省（t=0.，P＞0.05）家庭成员及亲属中是否有确诊（t=-0.，p＞0.05）的学生焦虑得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2.3大学生抑郁得分单因素分析
经t检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性别（t=-4.，P＜0.01）、不同的健康状况（t=27.，P＜0.01）的学生抑郁得分具有显著性差异。最近两周是否居住、旅游途径湖北省（t=-0.，P＞0.05）家庭成员及亲属中是否有确诊（t=0.，P＞0.05）的学生抑郁得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2.4抑郁情绪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分别以抑郁评分为因变量，将性别、健康状况、家庭成员是否确诊为自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健康状况（c2=92.,P=0.），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认为健康状况时新冠疫情居家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
3讨论
3.1后疫情时代全科医学生抑郁焦虑状况的基本特征
表1显示了研究人群基本特征。本研究共招募名大学生，其中年龄在16.0-23.0岁中人（98.79%），24-50岁中8人（1.21%），男生名(49.85%)，女生名(50.15%)。学生以本科生(%)、汉族(99.09%)和非湖北省外出生者(%)为主。
表2显示了各个因素对抑郁患病率的关系。女性抑郁与焦虑患病率分别是是男性的1.93倍和4.67倍。居住在城市的学生抑郁和焦虑患病率分别是农村的0.73倍和0.83倍。汉族抑郁和焦虑症状的患病率显著高于少数民族。16-23岁的样本抑郁患病率是24-50岁人群的38.50倍。
COVID-19疫情期间大学生焦虑抑郁症状的总体患病率为1.7%和7.9%。表3是抑郁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可以得出，与健康状况为良好的学生相比，健康状况为疑似或确诊感染的学生出现抑郁症概率更高。与没有家庭成员和亲属感染COVID-19的学生相比，有家庭成员和亲属确诊和疑似感染COVID-19的学生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更高。自述健康状况非常健康的学生出现焦虑和抑郁症状的风险显著高于自述健康状况良好、一般或较差的学生。
3.2影响全科医学生焦虑抑郁的因素
3.2.1焦虑抑郁低于以往研究的分析COVID-19疫情期间大学生焦虑抑郁症状的总体患病率为1.7%和7.9%，显著低于中国以往研究报道。此前在中国疫情下进行的几项研究报告称，大学生的抑郁症状在13.5%到68.5%之间[15]。我们推测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本次研究的大部分参与者来自中国南方地区，而南方地区疫情风险小，抗疫压力也较小；其二，由于调查时间的特殊性，本次研究数据采集时，学生大多已或即将放假返家，正在或即将享受假期的快乐；其三，疫情已过一年，大学生对其科学全面的认知有效降低了焦虑和抑郁的发生[16]；其四，中国疫苗研发成功并投入使用，让民众对战胜病毒有了信心；其五，浙江地区疫情风险低，大学生面临的防疫压力较小。
3.2.2生理健康影响心理健康自述健康状况良好学生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显著高于自述健康状况非常健康和一般的学生。该结果与以往关于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的研究相悖。我们推测这是由于在样本容量太小抽样误差大，造成与实际结果有差异。
3.2.3性别影响抑郁情况女性抑郁患病率是男性的1.93倍，女性焦虑患病率是男性的4.67倍。大规模流行病学研究已证实，女性抑郁症患病率为男性的两倍。本次新冠疫情可从心理和社会环境两方面影响女性抑郁患病。资料显示，抑郁患病率性别比在1.3-3.1之间。本次调查得到的数据符合以往的观察数据[17]。
3.2.4生源地的影响居住在城市的学生抑郁患病率是农村的0.73倍，居住在城市的学生焦虑患病率是农村的0.83倍。这一点与以往研究相反[18][19]，我们推测原因是以往研究对象为全年龄段人群，城市居民对疫情的认知整体高于农村。而本次研究对象为大学生，其对于疫情的认知更全面，焦虑与抑郁症状可能与城乡居住地本身有更大的关系。
3.2.5汉族抑郁患病率高于少数民族汉族抑郁的患病率显著高于少数民族。与已往研究数据相同[20]。
3.2.6焦虑抑郁共病焦虑和抑郁症状在16-23岁居住在农村的身体非常健康的汉族女性多见。可以发现，焦虑和抑郁常常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出现，这称为共病[21]。新冠疫情的爆发致使多数人在长时间内足不出户，外界的各种信息有好有坏，多数大学生没有可以调节自己情绪的办法，在对现状的焦虑之外，对未来也会充满迷茫和抑郁。
3.3后疫情时代全科医学生的干预需求
对于中国高校学生焦虑和抑郁的情况，我们应该从多个层面进行干预。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预防不良心理的产生。
3.3.1家庭方面父母应该多与孩子交流，关心其心理状况。及时发现子女食欲、睡眠、情绪、性格变化结合家庭日常生活进行疏导。促进安全感、帮助孩子学习在危机中冷静安定、帮助孩子有自我价值感和家庭或集体归属感、促进社会联系、灌输希望[22]。具体实践中，还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注意事项：一是父母要保持乐观向上的良好心态，充分利用家人聚集一起的难得机会，加强交流，增进家庭的凝聚力；二是根据青少年不同年龄心理特点讲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毒肺炎的科普知识使他们易于接受，不要听信谣言增加烦躁不安和恐惧；三是帮助孩子在危机中仍旧感觉到自己是可爱的，值得被长辈关爱，而且随时有成年人和同年人的陪伴和保护；四是以家庭日常生活作为载体使父母易于操作。
3.3.2学校方面学校要保持信息的畅通，可以通过每日的健康打卡来了解学生当天的状况。增学校加心理咨询的时间，同时可以开设线上心理健康选修课。为学生提高专业性的指导，减少心理疾病的发生。
3.3.3社会方面国家应严格审查舆论输出口，对于谣言要严肃处理，秉持公开透明的原则进行新闻报，避免公众产生恐慌心理。通过电视新闻网络等平台宣传心理卫生保健，引导民众产生正确的心理。建议政府部门扩大毕业生就业岗位，采取线上招聘面试，缓解毕业生的压力。
3.4小结
疫情之下，全科医学生产生焦虑或抑郁的问题增多，并且其危险因素复杂多样。学校、家庭、社会都应该采取及时有效地干预措施，必要时进行心理疏导来帮助学生健康生活。
利益冲突所有作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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